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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物名称:校园英语
  • 国内刊号:CN 13-1298/G4
  • 国际刊号:ISSN 1009-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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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2-03-25 来源:校园英语杂志社

      【摘要】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不仅消解了统治西方达两千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其翻译的意义观认为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及多元性,翻译是不可能的。它否定了原文文本终极的意义,消解了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了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意义观;解构
      【作者简介】吴飞灵(1986.05-),汉族,重庆人,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界关于“意义”这个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德莱顿曾将翻译归为三类,一为“直译”,二为“意译”,三为“拟作”。他推崇“意译”,认为要让读者见到作者的真面目,必须守住原文的意义。泰特勒的三原则中第一条便是“译文应该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过来”,这里的“原文的思想”,即是“原文的意义”。对翻译研究而言,探讨意义问题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1.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对符号进行转换的同时,试图传达的是某种与符号紧密结合在一起,且又想从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若要能对“翻译什么”作出一个解答,“意义”问题是不能回避的。2.如果说符号的存在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能否脱离某种符号而又以另一种符号表达出来?在符号转换过程中,意义是否会丢失?意义的价值是否会改变?由此可见,关于“意义”的种种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
      对于翻译中的“意义”问题,无论是翻译家,还是翻译研究者,对其都是十分关注的。从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定义看,如费道罗夫、奈达等对翻译的定义,他们都认为翻译即是传达原文的意义。就翻译本身而言,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生产,贯穿翻译的整个过程,若不能对“意义”有个科学的解释,就无法科学地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在20世纪, 许多学科,诸如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意义”进行了探索。关于“意义”的诠释或定义,据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有据可查的至少已有五千种。在《意义之意义》一书中,奥格登与理查兹列举了较有代表性的22种定义。种种“意义理论”的产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或探索的入径。这其中要数解构主义翻译的意义观最具有争议性。
      解构主义源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又名“后结构主义”。1967年,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其中,《论文字学》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德里达提出文字学的目标就是颠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    ( logocentrism)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的读解传统。1972年他又接连发表了《哲学的边缘》《播撒》和《立场》三部论著,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思想界和哲学界的地位。他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散见于其著述中,其中专门论述翻译的文章有:“巴别通天塔”和“什么是‘确切的翻译?’” 德里达在“巴别塔”中探讨了原初即存在差异的问题,并通过“延异”“播撒”“替补”和“踪迹”等术语描述了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在“什么是‘确切的翻译’”一文中,比较注重再现原文,提出了“确切的翻译”,并具体论述了“质”和“量”的原则。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消解了统治西方达两千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否定了中心和本源,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因此,它在翻译研究层面上也解构了一些传统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意义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逻格斯”源于古希腊的“Logos”,原指说话、思想等。后被引申为“圣言”、统一性、本质、规律、终极存在等。“逻格斯中心主义”即是以逻格斯为基点的思想。逻格斯中心主义设定了事物和世界中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永恒的“逻格斯”、统一性或言中心,它是事物和世界的根基,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就是全力发掘事物和世界中的这种“逻格斯”、统一性或中心以深刻把握世界的运行规则。对此,德里达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孜孜追求的这种深藏于事物和世界中的先天而一成不变的“逻格斯”、统一性或中心根本就不存在,是一种理论幻想。在他看来,所谓“中心”即是组织和统辖某种结构的核心,这意味着它既必须涵盖结构中的每个东西又不能是结构中的任何成分,所以它不可能存在于结构之内。
      德里达在对胡塞尔及索绪尔的批判继承中逐渐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由此滋生出一套解构主义翻译的意义观,其否定了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了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了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归纳成一句话,其意义观中心的论点是: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及多元性,翻译是不可能的。其主要论点如下:(1)解构主义符号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重复性使符号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进入一个可以任符号自由游戏的开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谓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散播(dissemination)。然而,散播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意义未完成状态,意义在不断溢出的同时也在损耗自身,像播散的种子一样“无度的分散于外部”。(2)将翻译建立在差异的系统之内,差异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空间上的分裂,还包括时间上的延迟,即“异延”(différance)。异延作为一种结构或活动,它使符号链中的一个符号指向其他符号,但是,其不指向任何所指,不须激活任何心理图像,只是在排除所指情况下能指的无限指称。异延向我们宣告:意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在场状态,它始终处于缺席的状态。因此,翻译被重新定义为同一语言系统之内符号意指链的无限倒退。(3)否定语言的同一性、一元性及确定性,语言与所指物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所指,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指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陷入了不可表征和不可译的幻影。
      解构主义否定了原文文本的终极意义的存在。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观念,使语言研究将原语和译语作为封闭的系统来研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传统翻译研究一直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确定性的,是通过某些规律预先设定的,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最终,大家都会得到同样的理解。翻译是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不受任何干扰和影响,既不注意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因素,例如政治、意识形态等,也不考虑翻译的文化语境等。这是一种封闭、静止的观点。而德里达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他认为文本是一个开放、不完整的体系,而不是封闭而完整的系统。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每一次阅读都把文本放入到了一个新的语境,语境是开放的,它从不把解释固定下来。德里达否定了终极意义的存在,否定有不变的中心,也就否定了文本的封闭性,“互文性”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意义的可能性。否认文本有终极意义,这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来说不啻于致命的一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传统上,翻译历来强调译文应该完全复写原作的思想。而解构主义消解了文本的中心,使意义四处游移不定。既然文本的意义已经散播在互文的海洋里,散播在符号的游戏中,那么,“忠实”“准确”“等值”更是无从说起。在德里达思想的影响下,韦努蒂在《重新思考翻译》的前言里指出:“译文是永远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多少总是有点‘自由’发挥。它的本体从来不确定,总是存在对原文的增减。它也从来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種诠释的转化,把外语文本里的多义与歧义显露出来,又代入同样多面、同样分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