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浮生六记》两译本中的典故翻译为例，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和数据总结，探讨译者处理典故时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与得失， 接着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分析译者采取不同翻译方法和策略的原因。通过研究表明，文化大环境会对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译者应恰当地处理典故的翻译问题，以达到文化传播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转向 《浮生六记》 典故翻译 译例分析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已经不单纯侧重于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而是转向于研究促使翻译形成的一切语言之外的因素。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夫维尔在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翻译研究逐步转向了文化，转向文本外部的研究。本文以《浮生六记》两英译本中的典故翻译为例，比较译者在处理含有大量文化因子的文化负载词—典故时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研究当时译者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对其翻译策略有何影响。 
　　一、《浮生六记》及其译本简介 
　　《浮生六记》是清朝乾隆年间文人沈复的一部笔记式的自传。作者以简洁通俗的文言文描述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新寡欲、追求真美的性情，其中不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髓。 
　　概括起来，目前在学界较为重要的英文版《浮生六记》大概有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林语堂先生1936年的译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另两个版本分别是：1960年雪莉·布莱克的译本和1983年白伦与江素惠合译的译本。对于这三个不同的翻译版本，需要说明的是，布莱克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浮生六记》的编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笔者选取了林语堂先生的译本（简称林译本）和白伦与江素惠合译的译本（简称白、江译本）进行比较。 
　　二、林译本和白、江译本《浮生六记》典故翻译的对比分析 
　　1.典故释义。对于典故，《辞海》将其释义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其主要来源有：（1）历史故事或历史事件；（2）神话传说；（3）民间传说；（4）文学作品；（5）寓言故事；（6）民间习俗、谚语等。总的说来，典故是指人们在口头或书面表达时引用出自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历史事件或文学名著等有来历出处的词语。 
　　2.典故译例对比分析。根据以上典故的六个主要来源，笔者总结了《浮生六记》的典故12例，并对每例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译本中的典故翻译共用到的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注、文内增译、文内注释和意译。 
　　直译最大程度的在语言层面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特点，但是对于富含特定文化负载词的典故，有时仅靠直译不能传达出异质文化背后的意义，由于异质文化的独特性和源语—目的语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异同，直译势必会给读者理解译文造成一定的障碍。在翻译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典故时，宜采用一些辅助性的翻译手段，也就是对文化信息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也称为文化补偿。在《浮生六记》的两英译本中，所采用的文化补偿手段主要有：文外注释（直译加注、音译加注），文内注释和文内增译。 
　　例：余戏日：“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于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林译：“Perhaps，” I said， “Wenchün was tempted to elope with Hsiangju not because of his ch’in music，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fu poetry，” and we laugh again. （林语堂，1999：23） 
　　白、江译：I jokingly said， “So perhaps Wenchün did not fall in love with Hsiang-ju19 because of the way he played the lute after all， but because of his poetry？” The conversation ended with us both laughing loudly. （Pratt&Chiang，1983：32） 
　　尾注19.Notorious lovers of the Han Dynasty. Cho Wen—chün fell in love with Ssu—ma Hsiang-ju and ran off with him one night after he courted her by playing the lute at her father’s home shortly after she had been widowed. （Pratt&Chiang，1983：151） 
　　林语堂采用直译法，通过添加关键词“elope” 将典故的内涵在译文中明点了出来，让读者联想起‘文君夜奔’的故事。中国读者对卓文君故事比较了解，但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则不然，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一历史典故，白、江二人则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综合以上两译本中的翻译方法，再按照是否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色彩，笔者总结了两个译本的典故翻译方法和策略，见表1： 
　　从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译本都综合地运用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林译以归化为主，归化和异化相对比较均衡；白、江译以异化为主，其中异化翻译占主导。 
　　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不是偶然现象，从历时性和文化大视野的角度看，译者会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出于某种文化目的，选择其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在各自的序言中，译者道出了各自译著的目的。 
　　林语堂在其序言中写道：“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 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到这对可爱的中国夫妇淳朴恬淡的生活，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作为一个游走在东西文化间的中西文化边缘人，林语堂在向西方读者传递东方历史文化的翻译过程也必然会受到其独特文化身份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地位悬殊的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采用了以归化为主，兼顾异化的翻译方法，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又适当保留原作中文化负载信息，译文仿佛就是采用译语进行的创作，行文流畅自如，毫无翻译的痕迹，大大地提高了异域读者对中国文化接受程度。 
　　三、结语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重的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日趋增多，中国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在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刘宓庆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概念：译者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文化翻译观，以综合平衡观为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达致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恰恰调和”。我们在向世界译介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化传真”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传递源语的文化内涵，让译语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信息，更好地欣赏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从而获得与源语读者大致相同的文化感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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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孙会军.从《浮生六记》等作品的英译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67-71. 
　　[5]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