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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刊物名称:校园英语
  • 国内刊号:CN 13-1298/G4
  • 国际刊号:ISSN 1009-6426
  • 邮发代号: 1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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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1-02-01 来源:校园英语杂志社

      【摘要】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包含明说和暗含这两个含义,交际双方一方面要理解语言的表面意思,同时也要理解对方表达的隐含意义。而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既关注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怎样传递原作者的意图,从而使译文能更充分地表现原作的语境效果。本文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分析作者错引《诗经》中的四句诗的原因,并指出译者的翻译与作者交际意图不相符问题。
      【关键词】关联理论;《倾城之恋》;英译
      【作者简介】李华苏(1983.09-),女,汉族,河南鹤壁人,黄河交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和翻译。
      引言
      关联理论(Relevane Theory)最早出现于《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这本书是在1986年由Sperber和Wilson合著。关联理论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动态语境下的交际和话语理解。1991年,他们的学生Ernst-August Gutt写出并出版《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在这一著作中,作者首次将关联理论运用于指导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关联理论不仅关注作者写作的意图,同时也关注译者如何在翻译中传递原作者的意图。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属于语言交际,包含有表面的语言交际和理解交际者的暗含意义,不仅涉及文本信息也涉及交际目的。明示和推理是交流的两个方面,交际者负责明示,而读者负责推理。翻译需要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交际既要忠实明示的方式,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因此,翻译应注重原作的交际目的。而小说的译者则要解读原作明示的信息,并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意图。《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向白流苏表白时用了“与子相悦”,而这与《诗经》中的原文并不相符。笔者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发现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将其翻译成西方婚礼上的誓词,这与原作者张爱玲想要表达的意图并不相符。
      一、张爱玲与《倾城之恋》
      张爱玲(1920-1995)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之一。1920年出生于上海,并在香港大学学习英语文学。1941年,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的时候,香港被日本占领,张爱玲决定返回上海。1955年定居美国并继续写作。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逝世,享年75岁。
      张爱玲以处理恋爱中男女紧张关系的小说作品而闻名,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最好的文学之一。她的作品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和香港的生活,突出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缺乏政治潜台词。这也是同时期许多其他作家的特点。《倾城之恋》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白柳苏是一个内向的寡妇,与她无所事事的丈夫离婚后,生活在痛苦之中。她的大家庭感到这次离婚使他们蒙羞,她在家里的处境变得比较艰难。范柳元是位迷人的来自香港的马来亚商人,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他碰巧去了上海,和白流苏跳舞后对其很感兴趣。白流苏为了摆脱尴尬的家庭处境,即使未来不确定,她也愿意冒险去香港。然后她赌了一把,决定在日本侵略中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去香港,似乎要屈服成为范柳原的情人。此时范柳原准备离开香港去伦敦,而日本人开始频繁轰炸香港。而范柳原在这种情况下回来保护白流苏,他们在香港沦陷后结婚了。
      2007年,由金凯筠翻译的《倾城之恋》英文版出版,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刘少明称赞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英文版是“张爱玲作品的出口的一件盛事”(刘绍铭,2007,)。这本书包含四篇中篇小说和其他两个短篇小说。虽然张爱玲在中国很有名,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她的作品在美国并没有被很多人接受和追捧。在金凯筠翻译并介绍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之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开始在海外获得关注和赞扬。
      二、“与子相悦”和“与子成悦”
      在语境效应和话语理解的条件下,关联理论中的相关性是相对的。翻译时,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Gutt,2004,134)。译者应该尽力在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望之间保持平衡。为此,译者应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译者必须找出作者打算用交际线索来表达什么。第二,译者应了解听者的认知环境。也就是说译者要深入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并引导读者了解它,即译者必须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明示方式(王建国,2009,62)。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给我们讲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白流苏想尽快结婚,这样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她不想成为情妇因为这样很不体面。范柳原希望有美人的陪伴,也想找到真爱。而他不想为另一个人的生活负责,并受婚姻的约束。然而,香港沦陷以后,他们结婚了。张爱玲生动地描述了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击鼓》是诗经中的一首很重要的诗歌,张爱玲对这首诗的理解很深刻。在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中,《击鼓》一诗的作用也很关键。《倾城之恋》中,男主人公范柳原用到了其中的四句,并且不止一次。在给白流苏打电话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第二次是在他们去报社发布他们婚讯时: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张爱玲,1986,91)
      范柳原引用的这几句和《诗经》原文不一致。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这节诗歌的更改有两处:第一是用“与子相悦”代替“与子成说”。“成说”是指发誓或宣誓(朱熹,方玉伦,2009,36),但“相悦”的意思是彼此喜欢或相爱。第二,她改变了原诗的押韵和停顿。中国古代诗歌和文章没有标点符号,但根据许多公认的版本,它们应该写作:“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这个故事中,范不擅长汉语,但他没有采用现有的和广为接受的方式去说,而是通过电话改变了停顿,,这是相当奇怪的。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通过对故事的近距离阅读,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是故意做出这些改变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再次谈到《击鼓》:“相遇或分离,生或死,我们已经发誓,你和我。 给我你的手,我会握住,和我一起生活到老!這是一首多么悲凉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肯定?”(张爱玲,1992)。范柳原做了这样的改变后,“与子相悦”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平行部分。就像他解释说,“生命、死亡和离开是重要的事情,人类是极其渺小的”。这样就失去了宣誓的意味。这几句诗反映了范的感觉和价值观。在他看来,在生活和人身的剧变面前,人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他的态度比较消极,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