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独具特色，她一方面对其文章的部分情节加以补充或润色，以迎合当时的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印象，但同时，张爱玲也通过异化翻译的手法，保留了大量含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本文将以张爱玲《金锁记》的自译作品 The Golden Cangue为例，以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为视角，分析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时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并据此探究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时体现出的对中华文化情结的执着。
　　关键词：异化翻译;《金锁记》;自译;文化情结
　　作者简介：李思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杰出的女作家，其作品在我国广受欢迎。同时，张爱玲也将自己的部分作品（如《金锁记》《等》《五四遗事》等）自译为英文，并在国外出版。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不仅体现了张爱玲的语言风格，也显示了张爱玲在中英双语文字的转化中对于其自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探索。张爱玲在其自译作品中，存在着以下现象：一方面，张爱玲迎合了当时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其又竭力保持中国语言与中国习俗的特色。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中存在着上述现象，是与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移居美国后，一方面，张爱玲迫切地希望融入英美文化圈，改变其初入美国，略显拮据的现实处境;而在另一方面，张爱玲也结合了其作品在国内的反响，在对故土等文化符号的记忆中翻译并介绍其小说。而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在翻译，尤其是自译的过程中，也往往体现了译者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自译作品中，自译者往往处于作者与译者身份不断转换的状态中。因而在语言的处理上，体现出了在自我（译出语）与他者（译入语）之间的妥协。张爱玲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转换中所显示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意识，既受到张爱玲个人经历的影响，也受到了其作为自译者这一角色的影响。本文将以张爱玲的自译作品The Golden Cangue为例，以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张爱玲在自译作品中的词汇、句式等内容，，尝试说明上述现象，并解释在其自译作品翻译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异化翻译理论
　　异化翻译是由劳伦斯·韦努蒂在1995年所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他认为，按照翻译方法进行分类，翻译可大致分为归化与异化两种方法。归化翻译方法是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将译出语的文化与价值观以译入语读者方便接受的方式介绍给译入语读者。而异化翻译则将外国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的异质性保留下来，让读者在阅读译作时感受到外国文化的不同。韦努蒂认为，通过异化翻译理论，译者可以借此对抗翻译霸权，并让读者真正感受到外语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翻译理论所翻译的作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译入语语言的表达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
　　二、译文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张爱玲的自译作品 The Golden Cangue 中，她一方面采用了增添情节，解释说明等方法，迎合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但在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翻译也通过直译与陌生化翻译的手法极力保持原文的语言特色，并再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语言特点与现实风格。
　　（一）归化翻译
　　在《金锁记》的翻译中，张爱玲为适应西方读者的需求，对其作品在部分情节上加以改动或改译，并在部分词汇与语句的使用上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其更容易地被西方读者所接受。
　　首先，张爱玲对于部分场景的展开作了适当的增补，并将增补内容作为英文小说中的一部分，既说明了事件发生的背景，也对文章起到了润色和前后部分衔接的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于小说的开头部分和文章场景转换的部分。在小说的开头，借小双之口介绍姜公馆的情况时，张爱玲写道：
　　凤箫打地铺睡在窗户底下。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屋子不够住的，因此这一间下房里横七竖八睡满了底下人。
　　凤箫恍惚听见大床背后有人。
　　小双脱下了鞋，赤脚从凤箫身上跨过去……
　　然而，作者对这一段话对姜公馆内部人物关系的介绍几乎全是通过小双与凤箫二人的对话所做出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由于生活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语境下，中国读者对其中所可能涉及的场景布置与贴身丫鬟这种存在于中国古代或近代独特的人物关系的理解较为容易。而对于外国读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因而可能对文章中所涉及的场景与场景布置不甚了解。再者，西方读者对于贴身丫鬟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可能存在不了解的情况。所以，张爱玲在此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类似于补充性的说明，使其更貼合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印象，适应译入语文化。如：对于场景描写，张爱玲补充道：“ ...The Chiangs coming to Shanghai as refugees did not have room， so the servants' quarters were criss-crossed with people sleeping... （Feng-hsiao） turned over and， just as she thought， the cloth curtain was thrust aside and a black shadow emerged， shuffling in slippers trodden down in the back. ”对于丫鬟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张爱玲则补充道：Feng-hsiao put out a hand to feel the trouser leg and said， smiling： “Colorful clothes are not worn so much now. With the people down river， the fashions are all for no color.” 。在展示姜公馆的环境时，张爱玲采用了直接描写的方法，首先，张爱玲点明了这一“房间”的确切用途。随后，张爱玲又为这一房间的布置增添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向——布帘。根据学者研究，布帘经常出现在我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作品中，其出现一来是为遮蔽，即创造神秘朦胧的氛围，二来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帘是区分尊贵之人与卑贱之人的屏障。张爱玲在此特意设置布帘的出现，一方面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氏族公馆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这一意象暗示在此屋居住的人的身份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西方读者构建起一个基本的场景，为下文叙事的展开做了铺垫。人物身份描写方面，在中文小说《金锁记》中，张爱玲借丫鬟之口说出小说主人公曹七巧的身份之卑微，在中国读者看来，这本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强调了曹七巧的身份与姜公馆的地位不符。但是，对于外国读者，由于不了解丫鬟身份地位较为低下这一事实，故难以理解张爱玲在此处故意设计的文学手法。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张爱玲则通过对话的方式，通过丫鬟这一群体所穿的服饰，间接点明了丫鬟在姜公馆的地位。通过凤箫等下级人群经常穿无色衣服的描写，张爱玲让西方读者感受到了“丫鬟”这一群体作为婚姻与中国传统地主阶级的附庸身份之低下，也为后文中张爱玲通过丫鬟之间的对话展开对曹七巧身份的讨论奠定了基调。而这也是张爱玲为西方读者适应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所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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