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赵振先生所撰《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系中国首部叙录体家训文献研究专著，建立在作者踵武学术前轨和结合自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意在总结中国传统家训遗产和示研究者以门径。该书除详细介绍正文所收每部家训文献、表列家训存目专著和亡佚家训专著外，还含有不少赵先生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的方法对家训文献的作者、书名、卷数、版本进行考证的学术成果，具有收录家训文献繁富、书目著录征引信实、家训评价折衷允当的特点。当然，书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讹。总之，此书诚为家训研究者案头必备之学术工具书。

关键词：《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叙录体；传统家训文献；版本；目录

2015年4月，陈延斌教授和田旭明博士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与优秀家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筹建“中国家训学”的构想[1]156。家训学科的建立须以家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尤以家训整理为先务。自20世纪90年代迄今，从中国传世优秀家训文献中遴选菁华并汇编、出版的各类家训专著已达数十部。其中，2014年5月齐鲁书社出版的一部学术工具书，即赵振先生所撰中国首部叙录体家训文献整理和研究专著《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以下简称《叙录》），于总结中國传统家训遗产、考镜家训源流、推动家训研究和“家训学”建设裨益甚巨。然是书付梓距今已有两年，未见评作，故推而广之，以嘉惠学林。

1 《叙录》：总结中国传统家训文献遗产的工具书

《叙录》是对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进行阶段性总结的一部力作，其撰述背景为：

一方面，源于作者对自身学术研究历程的覃思。赵振先生1998年初涉家训领域，治学集中于唐宋，2000年硕士论文题目为《唐宋家训文献研究》，尔后发表《唐代家训文献述论》（《历史文献研究》2003年第22期）、《唐宋家训的传播与社会功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论文。近来，学术视野下移，继有诸如《孙奇逢源流考》（《历史文献研究》2013年第32辑）、《民间记忆与历史叙事：和建文帝事迹》（《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等对明清家训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因唐宋而至明清，因明清而至历代，这种由微观衍至宏观的学术视阈最终嬗变为“有计划、分步骤地对中国古代家训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后记》）的编纂意旨。

另一方面，源于作者对学术研究现状的考察。因《叙录》中未载学界对中国传统家训文献的整理、研究状况和作者的述评，故此书似乎为赵先生的“闭门造车”之作，实则不然。2009年，作者曾以“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为题申请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并获立项，《叙录》书名即导源于此，本书亦即此项目的最终成果。据此推测，作者必对中国家训研究现状有相当之了解。根据先前的学术积累，加之从立项到成书的五年时间，作者广泛捃摭中国历代传世家训文献，伏案研读，择其卷帙大者，各作叙录一篇，后裒辑众录，荟萃成编。

全书四十二万余字，正文分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五部分，每部分内部，以家训撰者生年先后为序进行排列，以彰显历代家训文献专著的嬗变源流；书末附《历代家训专著存目一览表》和《历代亡佚家训专著一览表》，以揭示中国存目家训和亡佚家训的状况。其中，正文所收家训文献专著以治家教子为主，还包括蒙学、乡约和训俗文献[2]1，体现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读书做官、养生理财等层面。这些家训文献可以类相分，如班昭《女诫》等女训类、朱熹《家礼》等礼仪类、范仲淹《范氏义庄规矩》等宗规乡约类、韩霖《铎书》等西学类，对研究古代女性、礼仪、社会、宗教和中西关系等都有臂助。

因书中所收家训专著达二百多部，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虑，作者仿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定本书编纂体例为：首先，列述作者的姓名、生卒时间、表字雅号、生平履迹，以知人论世；其次，阐明作者事迹的文献记载和家训文献的书目著录情况，以辨章学术源流；再次，指出家训文献的性质和编纂目的，以明作者撰述之旨；最终，详述每部家训文献的内容、评骘家训优缺和胪列常用版本。由于每部家训文献均遵循此例，故全书体例划一，结构严整，内容丰富。学者观某部家训文献之叙录便可了解其内容梗概，依据该书叙录之末所列的常用版本，按图索骥，便可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叙录》对中国传统家训文献的总结体现在各个方面，兹以家训著者为例。就著者人数而言，正文有199人（除籍贯不可考者外，共186人），《历代家训专著存目》有151人，《历代亡佚家训专著》有255人，总计605人；就编排次序而言，全书基本以著者生年先后次第排列，佚名或生年不可考者，则以其大致年代排列；就著者身份而言，涵盖各阶层，有帝王如李世民、朱棣、爱新觉罗·玄烨等，有皇后如明徐皇后，有文臣如司马光、方孝孺等，有武将如范仲淹、陆游、史可法等，有不仕寒儒如夏敬秀、焦循等；就性别角度而言，绝大多数为男性，还涌现出部分女性，如班昭、宋若昭、曾懿、刘鉴等；就人数变化趋势而言，著者代有增益，其中唐宋、元明时期剧增，明清基数较大，增幅略小；就成书时间而言，多在著者晚年；就地域角度而言（以现今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准），著者分布在全国20个省，其中北方8省，最北至辽宁；南方12省，最南到海南。自唐宋鼎革始，著者的籍贯分布明显呈地域集群特征：从汉至唐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几无，宋元时南方人数已远超北方，明清两代总145人，北方仅34人，且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两省。全面揭示这种地域分布的原因，对研究家训文献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家训文化都十分有益。

2 《叙录》：推动中国家训文献研究的学术著作

《叙录》虽以介绍中国历代家训文献为主，但书中含有不少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作者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辑佚学等学科的方法，对家训文献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进行考证，兹分五个方面简述如下：

第一，考求作者。《省心杂言》的作者，自宋迄清有林逋、沈道原、李邦彦、李逋四人之说[2]55-58。宋临安刊本题林逋（林和靖），《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天一阁书目》因之。朱熹认为是沈道原，宋濂沿用其说。《文渊阁书目》题李邦彦，而《千顷堂书目》题“李逋”。诸说蜂出，是非莫定。四库馆臣考证为李邦献，此后学者并无歧议，故至《四库全书总目》出，千载疑案，涣然冰释。赵先生梳理学术脉络，援引诸家所说，祛除疑异，端本澄源，深裨学术研究。

第二，考辨书名。对《柳氏序训》，，《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俱著录为《柳氏训序》。作者认为“训序”为倒文。其证为：一是《戒子通录》卷二引柳玭之言“故敢以《序训》为目”；二是《遂初堂书目》著录为《唐柳氏叙训》、《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名为《柳氏叙训》，而“序”、“叙”二字通用[2]19。

第三，考异卷数。司马光《家范》的卷数，《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国史经籍志》、《澹生堂藏书目》均著录为十卷，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载四卷，《通志·艺文略》载六卷，而《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后溪刘氏序言《家范》十二卷。作者推测同书异卷，是由“历代传本卷数分合不同造成的”，因为“从前引后溪刘氏序可以看出，其所述十二卷内容与今传十卷本内容基本一致”[2]46。另外，龚廷宾《居家懿范》一卷，《澹生堂藏书目》卷二著录为八卷；费元禄《费氏家训》十卷，《徐氏家藏书目》卷二著录为《铅山费氏家训》二卷；王演畴《家训类编》五卷，《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为十二卷。对于这些文献，作者皆细心考察，以备异说。

第四，考述版本。孙奇逢《孝友堂家规》在流传过程中有三大版本，而不同版本在基本内容、主体结构、编排次序上略有不同。其源为日谱本，顺治十七年（1660）作，有《家规六则》和《续家规十八则》，因收录于《日谱》卷十四，故称日谱本。其流有两大版本系统：一是单行本：顺治十八年（1661）作，称孙望雅、张倓《孝友堂家规》单行本，有《家规十八则》、《家规六则》和《家规后言》；三是文集本：康熙三十七年（1698）作，有《家规十八则》、《家规六则》、《家规后言》和孙韵雅、孙用桢《家祭仪注》、《孝友堂家训》及孙韵雅识语、魏一鳌跋语，道光、光绪年间刊《孙夏峰全集》即以此为底本。文集本又有两种：一为大梁书院重刊本，收《夏峰先生集》，而《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孙奇逢集》以此为底本；二为光绪间王灏刊《畿辅丛书》本，收《夏峰先生集》十四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和中华书局本《夏峰先生集》以此为底本[2]282—286。经过作者寻波讨源式的考辨，《孝友堂家规》的传世版本情况便一目了然。

第五，考索散佚。中国传世家训文献很多，而亡佚多少，迄无专门研究，《叙录》可稍补此缺。书有名亡而实不亡，有些书既非真亡，亦非全亡。作者详阅各种图书目录，兼采史书、文集、笔记诸文献，对亡佚家训的轶文和书序均作考索，虽仅表列条目，实裨研究。其成果主要有：南北朝虞通知《妒忌》亡，而轶文可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找寻；唐卢僎《卢公家范》亡，而《太平御览》存轶文一条；宋《胡氏传家录》亡，而《伊洛渊源录》和《宋名臣言行录·续集》载有轶文；明姚翼《家规通俗编》亡，然《读礼通考》卷7、卷8、卷56、卷114、卷115、卷116俱载轶文。另外，作者还考索序文，如元《女教书》虽亡，其序可从《申斋集》、《道园学古录》和《吴文正集》中获得；明何塘《家训》虽亡，其《家训序》尚存于《柏斋集》；明王直《女教续编》亡，而《跋女教续编》存于《古廉文集》；清甘健斋《家礼酌宜》虽亡，其《家礼酌宜序》尚存于《丘邦士文集》卷六[2]504—539。研究者倘能借鉴《叙录》既有成果，旁参他书，肆力辑佚，拾遗补缺，则于中国传统家训当有继绝存亡之功。

3 收录详赡、征引信实和评骘允当的特点

通观《叙录》可以发现，此书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在家训收录上：务求其全而不责其备。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萌芽于五帝时代，产生于西周，成型于两汉，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并由盛转衰”[3]2。其数量虽时或散亡，大体代有增益，积卷宏博，洵称美备。《叙录》的最大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中国自汉至清的家训遗产。全书所收家训文献均篇幅较长、卷帙较多，其数量为：正文有233部639卷，《历代家训专著存目一览表》有160部334卷，《历代亡佚家训专著一览表》有266部629卷，共659部1602卷。若按凡例三“凡原书未标明卷数的，则一律视为一卷”来计，全书有195卷（附录一48卷、附录二144卷）未标明卷数，则《叙录》总达1797卷，可称繁盛。在既有家训整理专著中，《中国历代家训大全》收录家训数量较多，包括经典名篇37部、家书篇198篇、诗词篇79首、杂篇190篇，共504篇，未能与《叙录》比肩。但该书收录单篇家训较多，而《叙录》收录家训专著较多，两者合璧，可互为补益。然而，《叙录》所收家训文献也并非完备，因为作者秉持两不录原则，即“明清两代编纂的家谱、族谱中所载家训不收”（凡例一）和“单篇的教子诗文则不予收录”（凡例二）。原因是：明、清时期中国家谱、族谱数量庞巨且散在各处而不易裒辑，学者倘能勤心董理、研究，此领域定大有可为。

第二，在书目著录上：务求其真而不惮其繁。作者在《叙录》中所采用的目录书近五十种，每部家训文献的书目著录务求征实可信。以《少仪外传》为例，《叙录》载是书“《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2]93八书著录。核之，具见《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经部· 小学类》（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册）、《国史经籍志·一》卷二《近世蒙书》（中華书局本）、《文渊阁书目·一》卷八《子杂·东莱辨志录》（中华书局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子部·儒家类二》（中华书局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五《子部一》（韦力《古书题跋丛刊》本第19册）、《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子部· 儒家类》（《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37册）、《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辨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文献通考》卷一九〇《经籍考》十七《经部·小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32册）。按：《辨志录》即《少仪外传》，《四库全书总目·少仪外传提要》“《永乐大典》别载《辨志录》二卷，亦题吕祖谦撰，其文全与此同，盖一书二名”[4]783可证。此外，诸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李世民《帝范》、司马光《家范》、李邦献《省心杂言》、徐皇后《内训》等均有七八种书目著录，而有四五种书目著录者占大多数，作者不惮繁琐，逐一查实，足见《叙录》是一部征实可信的呕心力作。遗憾的是，作者仅缕述家训文献由某些书目著录，倘能进一步具体到某卷，则更便于学者寻检。

第三，在家训品评上：务求折衷而不隐其弊。在对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进行价值评判时，作者秉持务求折衷和直书其弊两个原则。《叙录》所收家训文献一般价值较高、影响较大，但作者持论公正，评价务求允当。例如，作者称孙奕《履斋示儿编》“征引繁富，考证细致，不乏个人创见；征引贪多求博，又刻意求新，故其结论也有不少穿凿之处”[2]114。在评价秦坊《范家集略》时说“该书收罗广泛，保存了一些后世不易看到的家训著作，如孙植《家规》、陆树声《家训》、姚体杰《归家日益编》、姚儒《教家要略》等，且所引资料均注明出处，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内容芜杂，分类不够科学等”[2]274。然作者对某些家训文献则勇于批评，直书其弊，如批评吕祖谦《家范》“整体上结构显得比较松散，缺乏严密的逻辑关系”[2]96、陈良谟《见闻纪训》“有不少宣扬因果报应、荒诞不经之事”[2]174、张文嘉《重订齐家宝要》“考证不精，所述礼制讹误”[2]306等。这种学术批评，必源于对原书的细读。

4 与作者商榷

《叙录》醇疵毕具，并非完璧，谨条举其部分错讹，与作者相商。

第一，凡例与正文相悖。书名中“历代”的时间跨度，《凡例一》载“上起先秦，下至清末”。通观全书可得：《叙录》所载家训文献上自班昭《女诫》始，下至郭玉珍《莹山示儿语》终，故“历代”实起自东汉而非先秦。

第二，《叙录》载《女诫》“是班昭五十岁所作”，又“总结自己出嫁四十余年的人生经验，作《女诫》七章”，同时引《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载《女诫序》“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间作《女诫》七章”。若据《曹世叔妻传》，十四嫁曹氏，“于今四十余载”，则《女诫》当成于班昭五十四岁以上，与“五十岁所作”相悖，故《叙录》所言“五十岁”表述不够准确。

第三，对于《家诫录》的作者孟超然，《叙录》载其为“乾隆十五年（1760）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间误。因乾隆十五年为“1750年”，非“1760年”。另钱林《文献徵存录》卷八载孟超然“乾隆二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5]513。《清史稿·孟超然传》载“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6]13151。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卷十四、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八十九等俱载乾隆二十五年或庚辰孟超然任庶吉士事，而乾隆二十五年即庚辰年。综上，“乾隆十五年”之说误，当为“乾隆二十五年”。

第四，《叙录》引陈梦雷《进汇编启》有“《通》三、《衍义》”之说，“《通》三”误，系倒文。作者注为“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核之，“谓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7]38，故“通三”实为“三通”。

第五，对于《维摩室遗训》的作者，《叙录》有“庄受棋”、“庄受褀”、“庄受祺”三说。首先，全书目录作“棋”，本篇叙录标题亦作“棋”；其次，正文述作者生平时作“褀”，第451页首句“由庄受褀长子庄怡孙”亦作“褀”，第451页、第452页总九条注释均作“褀”；最后，本篇叙录引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七《庄受祺传》作“祺”。作者言：“是书《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核之《清史稿·艺文三·杂家类·杂说》，“《维摩室遗训》四卷，庄受祺撰”[8]4363。此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庄受祺，现年四十三岁，系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9]382，胡林翼在咸丰六年三月作有《复庄受祺》[10]129。综上：诸书均作“祺”字，可证“棋”、“褀”二字俱为讹文，故《维摩室遗训》的作者为庄受祺。

第六，书目著录的漏略。对每部家训文献，《叙录》俱注明其书目著录情况，以辨章学术源流，但有五部家训被遗漏，包括：吕得胜《女小儿语》、程昌《窦山公家议》、闵景贤《法楹》、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和刘鉴《曾氏女训》。

书中错讹，希望作者再版时予以修订。但纵有微瑕，不掩其瑜。姚名达曰“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11]33，而《叙录》即此因录求书、因书究学之作。加之书中含有不少考证性成果，故《叙录》可为学界对中国家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借鉴，“实为有益于学林之佳构”（周国林《叙录·序》）。衷心企盼学界同仁能有效利用《叙录》的既有成果，赓续钩稽中国传统家训遗产，潜研深探，共同致力于“家训学”的建设，弘扬中国家训文化。

参考文献

[1]张琳、周斌.弘扬传统家训文化 培育当代优秀家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与优秀家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J].道德与文明，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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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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