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在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却遭到的前所未有的否定和质疑，同时又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得到关注和赋予新生。文章首先简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下的多舛命运，然后在儒家文化的层面上分析了儒家文化的复兴和随之而后的渐微，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下反思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的走向，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并行的经济文化的格局下，儒家文化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才能走出自身的局限，，获得新生。

关键词：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

资助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国际汉语教育与韩国汉语教育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9B042

1 儒家文化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艰难历程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从形式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儒家的“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文化之精神始终如一的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体制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均是儒家传统集权文化的现代表征。中国近代以来，虽有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多元并立，但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特征仍为“一体多面”、“一多兼容”，而且文化的主流和根基仍然是儒家的集权文化。

有关儒家的争论，根据郑家栋的观点，主要“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

2 儒家文化复兴

八十年代一度曾提及的儒家文化复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段公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东南亚诸国创造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使整个世界对东南亚这个所谓的大儒家文化圈重新施以注目。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能否就视作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直至今日在知识界仍然是个见仁见智、悬而未决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国内的翻译出版，给当时始终被新启蒙主义压制着的文化保守主义带来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他们据此引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课题：中国传统的儒学资源能不能像西欧的新教一样产生出推进现代化的因素，即传统的儒学是否同现代性相矛盾。当时杜维明教授就从亚洲四小龙出发，论证儒家可以进行转化，成为现代性的促进力量。余英时教授也表示韦伯说错了，中国的儒家商人也可以滋长出资本主义因素，他拿出明朝的大量依据来证明儒家的老树是可以结现代性的新果。而紧接其后的林毓生教授则直接对话提出著名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并对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进入九十年代后，在知识界相继兴起的国学热、质疑五四精神以及批判新启蒙主义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纷杂的声音背后，却一直没有形成任何在现实层面具体可行的方案。九十年代所有在制度层面关注中国的制度创新与现代化改造的研究者无一是从传统的儒家理论出发，而都是各自依据了另外的知识话语，除了西方经典的现代性话语外（自由主义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的显学），还有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法学等等。

3 儒家文化复兴的渐微

儒家伦理在近代的渐微与衰败以及儒家文化复兴的渐微，其实乃是儒家自身的危机所致。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不同于西欧的最大分别之一，就是西欧一向是政教分离，而中国却从来是政教合一。西方有句老话：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其实这确是有深厚的根源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有两个源头：古希腊与希伯来。政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古希腊，而教权的合法性则是来自希伯来。因此无论政权统制教权，还是教权统制政权，在两种文化源头中都找不到终极的合法性。因此，长期冲突的结果就是，必定要政教分离，各管各的领域，互不相干。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却是一套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图式，其价值信仰与社会政治系统始终没有分化，一直是紧密地发生关联。士大夫的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将精神象征系统（伦理道德秩序）、社会象征系统（宗法血缘关系）和政治象征系统（普遍王权秩序）高度整合在一起，从而以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人治主义政治模式为整个大一统结构提供了合法性的价值支持。这就是中国式“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政教合一。儒家的伦理价值只有借助王权的政治意志才能实现，维持其高高在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精神领域垄断性权威的地位；而王权的世俗合法性又只能通过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才得以估量，也就是说当时话语的权力是掌握在这批士大夫手里，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提供王权统治地位在价值与伦理上合法性资源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的立法者。因此，只有在王权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儒家所揭示的价值伦理才能显示出它的实际意义，才为人们所信仰和接受。儒家的精义一向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独善的目的是为了兼善，内圣的意义在于外王。然而，近代以来新儒家在内圣上走到了极限的同时，在外王之路上却步履维艰。换句话说，对儒家资源的开掘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上，而无法回应现实层面的现代化挑战，无法为变化了的外部世界提供价值的合法性。仅仅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儒家伦理与西方新教伦理很难说孰高孰下，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教伦理中蕴涵了个人自由，世俗理性、入世禁欲等现代化要求，而儒家伦理中却始终开掘不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对于理性、自由、法治等诸现代化基本要素不能在价值上作出有创见性的回应，因而也就难以应对变迁了的现代世界，从而日渐式微了。

4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似乎是西方的。大谬不然。马克思主义并非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西方的主流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提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被中国迅速接纳，道理何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特点，一超越了资本主义，有现代工业特征。二，与中国古代道家的辩证法和儒家的大同社会非常接近，所以中国人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有反璞归真到伯拉图和亚里似多德的痕迹。伯拉图在西方的作用很象孔子和韩非子，而亚里似多德在西方的位置很象老子。老子比较消极超脱，但老子的信徒韩非子却是一个入世的法家。中国历史儒表法里，共产主义是和谐与专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典文化的某些精神暗合。

孟子讲仁义道德，而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非常一致的理念。只是中国古典文化由于儒家的过分发达，将社会导入了一个世俗的、人际关系型的社会，缺乏对自然界的分析精神，轻视匠人，于是中国古典文化很难诞生现代科技。所以才有新文化运动的大批儒家，所以才有五四运动的科学大旗。这是历史的逻辑。

大跃进运动不是政治运动，而是经济运动，是试图打破世俗观念，飞速发展工业农业的尝试，这个尝试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也不妨看作“生产力革命的尝试”。文化革命运动要改造灵魂，重塑意识形态，什么意思呢？也有历史的脉络，实际上就是批判儒家思想中非常世俗的腐朽面，后来提倡法家，又是什么意思呢？强调秩序和组织性。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拿来，一则在于其暗合中国古代思想，二则在于其现代性，西方首先进入工商资本主义社会，针对西方的批判无疑更加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被中国接受的理由。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诞生于西方，这时候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特点。这就是先进性和古典性的融合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的优胜在它成为主流思想之初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共产主义是要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对于文化知识界人士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主张革命，在思想上强调理性批判，因此，新思想，新社会，新事物，等等都是受到鼓励和支持的。它的魅力也在这里。“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找到了归宿。人们坚信，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思想，必能使中国文化充满活力，并引导她走向自立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列。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大面积地认真学习并皈依马克思主义，政治气氛的影响固然不可小视；但是，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文化带来希望这一宗教情深入了个人的生活，这却是更应重视的事实。

5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层面上展开，并以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些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或者叫文化基础，而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内容和思想资源就是儒学。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来讲，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家思想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而是儒家马克思主义化。这将一方面给儒家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也就给传统的 “天人合一”赋予实践的内涵；另一方面让马克思主义注入中国的灵魂，也就是让它成为内圣外王之道。

总之，正如司马迁所说：“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儒家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汉语言自身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所生长出来的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它将让人们去思考：在这个后现代的现代中国社会里，什么是中国思想的必然使命？”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1999（1）。

[2]彭富春：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文艺研究，2001（2）

[3]李德顺：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一点思考，教学与研究，1999（10）

[4]乔东义：论李泽厚实践美学晚期的更新，兰州学刊，2006（2）

[5]戴丽红、潘殊闲：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7）

[6]周艳娇：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文化切合点，江西社会科学，2006（1）

作者简介

刘富华（1958—），女，汉族，山东威海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李 枫（1974—），男，辽宁彰武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