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界对“不可译”现象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在文章从遇到的不可译问题着手，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思考，引出对“不可译”的探析，，并进一步引出对“翻译”这一基本定义的分析。 
　　【关键词】不可译 翻译的定义 翻译 
　　一、初次接触“不可译” 
　　之前总觉得英语是“万能”的，什么都可以翻，若是遇到自己翻不出来的，也主动归结于自己英语水平不高，想着若是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或者进一步读研，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不然，做了大量的翻译实践之后，真真切切地感到：两种语言、文化间确确实实存在“不可译”现象。笔者所学语言有限，故此文仅以中英两种语言为例，谈谈自己对“不可译”问题的认识和些许见解。 
　　初次与“不可译”正面交锋是对一句双关语进行翻译： 
　　“Why is a river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 
　　当时看到这句话，感觉意思非常明白，但就是不知道怎样用中文把原文的意思、形式，以及那种双关的效果完完整整的翻出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词穷”了。最后抓耳挠腮，找不到贴切的表达方式，便硬着头皮译为：“为什么河流如此富有？因为它有两个银行（注：bank在英文中有“河岸”、“银行”的意思，河流有两个“岸”既是有两个“银行”，所以富有。）” 虽然译了，但是非常生硬，没有再现英文原文的效果。之后老师给出一个参考译文：“为什么河流如此富有？因为它滚滚向前（钱）。”这个译文可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还是无法再现原文效果。毕竟“it has two banks”被完全替代掉了。后来，遇到了更多“不可译”的例子，如对中文歇后语的翻译：“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 译文为Feathers tied on the pole—How dare it！对汉语古诗词的翻译：藏头诗“知冬购裘邮千里，恩记当年母缝衣。图有思儿万般苦，报与烛下几泪滴。”前句经过翻译之后，感受其韵律、意境牵强。前句不管译得好或坏，都大致译了出来，但后句难度却极大，笔者至今仍未找到合适译文。 
　　二、“不可译”的界定 
　　所以这些韵律强的诗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译”的。虽然是不可译的，但是译者又穷尽脑汁“译”出来了，这两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的。那么，这就牵涉到对“不可译”的理解和定义了。不可译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语言学家对翻译可行性的质疑和探索。首先是布隆菲尔德的质疑，他认为语言陈述的意义是：“讲话者发出这一陈述的环境以及这一陈述从听话者身上引起的行为——反应。”按照布隆菲尔德的推论，从实践的角度看，要完全、准确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准确、全面地阐述出一个陈述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其次，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象”理论也对翻译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新洪堡学派认为，语言结构、宇宙结构与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之间并非是直接的对等关系，那么，在理论上不同语言的对翻译也就没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哲学家德里达也专门讨论过不可译。他在《巴别塔》中指出：“语言最初何以会产生混乱；各种族的语言有不可简化的多样性； 翻译是一项必须而又不能完成的工作； 无从完成就是一种必需。”这些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所说的“不可能”既是我们所讨论的“不可译”。由此看来，翻译确实存在“不可译”性。 
　　三、“翻译”的定义 
　　翻译家们对可译与不可译间的争论，又牵涉到他们对“翻译”的定义。也就是说，对“翻译” 定义不同，导致了对翻译“可能性”理解的不同。在翻译理论界，影响较大的翻译定义有：卡特福德：“把一种语言（源发语）的文本材料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目的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奈达：“翻译是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张培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这些定义中提到翻译要“对等”、“贴切”、“自然”、“准确而完整”。这些定义都是模糊的、宽泛的，无法对翻译进行“定量分析”，即达到哪种程度才算是“对等”、“贴切”、“自然”、“准确而完整”的翻译，没有一个确切的度，因为也无法给翻译确定出一个“度”。本雅明在《论译者的任务》中曾提到：“如果其（翻译）本质在于求得与原著的类似，那么任何翻译均是不可能的。”本雅明宣判的，不是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而是追求与原著的相似、复制原著的不可能。笔者认为，本雅明的观点对翻译家们探讨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他指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本质，即，完全复制原著、准确而全面地再现原文效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本雅明这一论述，与乔治·穆南的看法有相通之处。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对翻译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得出“翻译是可能的，但它有限度”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看做是本雅明论述的一个延伸，即“如果其（翻译）本质不在于追求与原著类似，那么翻译是可能的。但这一可能性是有限度的。” 
　　四、结语 
　　正视并承认“不可译”，可以帮助译者更加客观地对待翻译中的困难，并有利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承认“不可译”并不是要我们消极躲避翻译难题，而是正视难题，并朝着“对等”、“贴切”、“自然”、“准确而完整”而不断努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笔者非常赞同乔治·斯坦纳的观点：“有一些文本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翻译，但是可以通过语言上的转换、阐释手段的细化以及接受敏感性的转移，在将来转变成可译的。出发语语言与译者的语言处于一种双重运动之中，既自我演进，又相互影响。”这说明“可译与不可译”这一问题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变化的主流方向是从不可译走向可译，这取决于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程度。 
　　参考文献： 
　　[1]L.Bloomfield：On Language，London，George Allen & Uniwin Ltd.，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