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以严译《群己权界论》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关键词的翻译，分析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 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 应当尽力避免。
　　【关键词】《群己权界论》 创造性叛逆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概念引入到国内以来，翻译界就掀起了一场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和争论。“忠实”还是“背叛”常常会让每个从事翻译工作，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随着描述翻译学在学界地位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开始从静态的文本关注到“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过程的重视，尤其是对译者的翻译主体性的逐步认可和强调。在后者中，翻译也已经从对原文机械式的模仿，转变为了一种关注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再创造。
　　国人谈及译事，几乎都绕不开的一位译者便是严复（1854～1921）。作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一位较早期，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西方政治思想的译介者，严复将西方思想译介到中文世界具有其重要的意义。严复一生译著众多，其中《群己权界论》 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对英国学者约翰·弥尔（John Mill）的On Liberty 这部论述自由思想的著作进行译就的过程中，严复偏重归化的翻译策略，并结合自身深厚的桐城古文功底，使译文获得极大的自由度和可读性，备受译界称誉。正视差异，尊重差异，严复将文本所含的原作者的视界与译者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视界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界，使原作获得了再生。对严译《群己權界论》进行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和任务，以及译者主体性地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二、创造性叛逆
　　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埃斯卡皮于《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明确的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接着他还进一步解释到：“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翻译的效果与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经常看到，源语的某些意义在译就的过程中往往被赋予了新的现实。这就是翻译中的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广义上讲，翻译中的接受者应该既包含译者又包含读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总体上可以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前者如个性化翻译、节译、编译、转译等。后者如误译与漏译等等。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交流，那么任何一个翻译只有得到读者或听众的接受才算是达到了文学交流的目的。由于读者的“翻译”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他的“翻译”与原作相比的话，必然比译者的翻译更具创造性、更富有叛逆精神。由此看来，任何一个译作对于读者而言都存在着双重的“创造性叛逆”。不论多么正确的译文，它们都是以译者和原作者难以预料的方式被读者阅读着。原著经过这种“创造性叛逆”获得“再生”（after life），扩大了其被阅读与接收的范围。
　　三、从关键词翻译看《群己权界论》中的创造性叛逆
　　1.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我们认为，译者在熟知两种语言文化，有能力比较“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使译作对原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偏离”。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地与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严复早年曾留洋学习，应该说对于弥尔原著On Liberty至少不存在语言障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在译就《群己权界论》的时候，还是存在着大量的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首先是涉及“女性”相关词汇的翻译。从1869年弥尔所发表的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文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维护男女平等的人士。然而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忽略掉了很多弥尔谈及女性的地方。例如：
　　We are not speaking of children， or of young persons below the age which the law may fix as that of manhood or womanhood. （1：10，2）
　　若稚幼，若未成丁（成丁年格各国不同，经法二十五岁），举不得以自繇论，，但使其人不为他人所顾复，外患已孽，悉可害生，则皆为未及格者。（1：10，2）
　　很明显，严复以“成丁”翻译“manhood”，却忽略了“womanhood”。
　　在语言风格上，严复也在有意识地进行着“创造性叛逆”。宏观上讲，弥尔在西方以其流畅的文字而著称，用词精当。其文字曾收录于学生课本之中，作为学生朗读文本来使用。微观上讲，严复对原文修辞效果方面也多有“叛逆”。例如弥尔文章中很多比喻是围绕着法庭审判与抗辩的制度，文中大量出现“hearing”、“defend”等对西方读者有强有力说服性的词语，而严译基本上看不出来法庭：
　　There is the same need of an infallible judge of opinions to decide and opinion to be noxious as to decide it to be false， unless the opinion condemned has full opportunity of defending itself.（2：10，8）
　　但使吾所谓利，不任他人之言害，吾所谓害，不容或说之为利，则其所利害，无异向者所谓诚妄也，则亦自居无对不诤而莫与易，复何僭妄之能辞。（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