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央
　　【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個高潮，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诗歌译者，基于各自的翻译主张，译出了大量的西方诗歌作品。根据译诗的风格，可以分为三大译诗流派：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本文将介绍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的主要特点以及代表人物，以期当代翻译工作者通过回顾当时历史，，以客观冷静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三大流派，吸取前人之经验，在之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不偏不倚，客观真实，引进西方文化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关键词】五四时期;译诗流派;白话体;文言体;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尹央，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改革和探索救国之路的进程中，中国有识之士率先向西方学习，企图引进西方人的制度、思想改变本国落魄滞后的现状，翻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重要的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诗歌翻译不仅对中国近代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时间兴起西学之潮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在社会掀起全面彻底的思想变革，自由、民主、改革等观念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文学界的“五四时期”由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本文“五四时期”跨度为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30年代初（文珊，王东风，2015），这段时期的诗歌翻译均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由此本文将这段时期的三大译诗流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对于当代译者而言有益的一些建议。
　　二、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
　　1.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五四运动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激进分子更是大肆宣扬全盘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主张破旧立新。当时出现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团，出版了大量白话文读物，其中西诗汉译作品十分常见。在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译者采取破除诗歌格律、重内容轻形式的译法，白话自由体译诗占据当时西方诗歌翻译的主体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据统计，《新青年》共出9卷54号，其中文学翻译总数约144篇/首，译诗91首，译诗数量在文学翻译总数的占比高达63%（文珊，王东风，2015）。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胡适倡导“诗体大解放”（胡适，1935：295），激起很多学者的共鸣，随之形成了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其特点用词自由，强调表达原诗内容和意韵，不拘泥于形式，即得“意”忘“形”。创造社领头人郭沫若则明言“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提出译诗的“风韵译”，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诗歌数量最多，涉及的国家也最多，但仍感“诗是不能译的”，他自称只能做到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原诗的主旨，即便像诗歌一样将译作分行，也不能称其为诗。
　　译界都知译诗难。译诗之难，主要难在内容和形式的兼顾，很多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原诗格律的束缚。若注重形式，内容易缺失;若追求完整、贴切的内容，形式上就难以达到完美。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权衡上，白话自由体译诗派舍弃形式，专攻内容，译诗往往跳出原诗形式和译语文化的牢笼，诗歌的白话自由体译法为当时翻译界所拥趸。
　　2.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译诗不仅强调内容忠实于原诗，更强调译诗的形式美、音乐性。新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主张诗歌应该押韵，诗行应当相对整齐，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这种格律形式能够变化多样。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1924）他强调译诗不光是译神韵，还得译出形式，神韵要化进形式，这样才能像香水瓶装下香水。闻一多早期是用文言体翻译西诗，后改变想法，极力提倡新格律体运动，1926年在《诗的格律》中系统地建立了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陈丹，2008），格律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相体裁衣”，译诗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诗，因此也强调译诗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以学衡派为代表，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环境中，被戴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划入保守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中。《学衡》杂志的创立为学衡派提供了发表译作和译论的平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职事”为宗旨（张贺敏，2001），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他们严厉批判新文化运动喜“新”厌“旧”、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给予当时轰轰烈烈、全盘反对旧文学的趋势猛烈的一击，坚信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主张译诗要采用传统文言体诗歌形式。
　　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其发表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曾用五言、七言体翻译过不少西方国家的诗歌，将译诗看成“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并提出：“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效美国之自由诗……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体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吴宓，1921）因此有学者评论这种文言古诗体译法无异于旧瓶装新酒，坚持中国古体诗的格律，只不过所纳内容是新的。新文化派更是强烈反对学衡派，对其态度轻蔑，视其为复古的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总而言之，文言古诗体译诗派采取继承和维护传统诗歌文化的策略，力图支撑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诗学，但与主流趋势背道而驰，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与严重的忽视，因此影响力在当时十分微弱。
　　三、总结
　　依据上述对于各流派的译诗主张和特点的研究，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历经辉煌、争议、完善几个阶段，从国家危难之际求助西方思想、摒弃本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到继承传统、中西结合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还有与其二者并肩而行的反对白话译诗的呼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