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属性
  • 刊物名称:校园英语
  • 国内刊号:CN 13-1298/G4
  • 国际刊号:ISSN 1009-6426
  • 邮发代号: 18-116
  • 数据库收录:中国知网
  • 投稿邮箱:
      tougao@xiaoyuanyingyu.com
  • 时间:2019-07-03 来源:校园英语杂志社

    作者:尹央
      【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個高潮,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诗歌译者,基于各自的翻译主张,译出了大量的西方诗歌作品。根据译诗的风格,可以分为三大译诗流派:白话自由体译诗派、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本文将介绍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的主要特点以及代表人物,以期当代翻译工作者通过回顾当时历史,,以客观冷静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三大流派,吸取前人之经验,在之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不偏不倚,客观真实,引进西方文化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关键词】五四时期;译诗流派;白话体;文言体;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尹央,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五四运动时期,在思想改革和探索救国之路的进程中,中国有识之士率先向西方学习,企图引进西方人的制度、思想改变本国落魄滞后的现状,翻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重要的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诗歌翻译不仅对中国近代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时间兴起西学之潮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在社会掀起全面彻底的思想变革,自由、民主、改革等观念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文学界的“五四时期”由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本文“五四时期”跨度为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30年代初(文珊,王东风,2015),这段时期的诗歌翻译均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由此本文将这段时期的三大译诗流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对于当代译者而言有益的一些建议。
      二、五四时期三大译诗流派
      1.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五四运动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白话文浪潮,激进分子更是大肆宣扬全盘废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主张破旧立新。当时出现了大量期刊或者社团,出版了大量白话文读物,其中西诗汉译作品十分常见。在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译者采取破除诗歌格律、重内容轻形式的译法,白话自由体译诗占据当时西方诗歌翻译的主体地位。最具代表的期刊是《新青年》,据统计,《新青年》共出9卷54号,其中文学翻译总数约144篇/首,译诗91首,译诗数量在文学翻译总数的占比高达63%(文珊,王东风,2015)。
      白话自由体译诗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胡适倡导“诗体大解放”(胡适,1935:295),激起很多学者的共鸣,随之形成了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其特点用词自由,强调表达原诗内容和意韵,不拘泥于形式,即得“意”忘“形”。创造社领头人郭沫若则明言“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提出译诗的“风韵译”,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诗歌数量最多,涉及的国家也最多,但仍感“诗是不能译的”,他自称只能做到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原诗的主旨,即便像诗歌一样将译作分行,也不能称其为诗。
      译界都知译诗难。译诗之难,主要难在内容和形式的兼顾,很多译者在翻译诗歌时会强烈地感受到原诗格律的束缚。若注重形式,内容易缺失;若追求完整、贴切的内容,形式上就难以达到完美。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权衡上,白话自由体译诗派舍弃形式,专攻内容,译诗往往跳出原诗形式和译语文化的牢笼,诗歌的白话自由体译法为当时翻译界所拥趸。
      2.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以新月派为代表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译诗不仅强调内容忠实于原诗,更强调译诗的形式美、音乐性。新格律体不同于自由体,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格律诗,主张诗歌应该押韵,诗行应当相对整齐,应有一定的格律形式,但这种格律形式能够变化多样。新月派代表人物有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徐志摩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徐志摩,1924)他强调译诗不光是译神韵,还得译出形式,神韵要化进形式,这样才能像香水瓶装下香水。闻一多早期是用文言体翻译西诗,后改变想法,极力提倡新格律体运动,1926年在《诗的格律》中系统地建立了新格律诗的主张,他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陈丹,2008),格律应该根据内容的需要“相体裁衣”,译诗首先本身要是一首诗,因此也强调译诗形式的重要性。
      3.文言古诗体译诗派。文言古诗体译诗派以学衡派为代表,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环境中,被戴上顽固分子的帽子、划入保守派,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境地中。《学衡》杂志的创立为学衡派提供了发表译作和译论的平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光,行批判之职事”为宗旨(张贺敏,2001),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刘伯明等,他们严厉批判新文化运动喜“新”厌“旧”、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给予当时轰轰烈烈、全盘反对旧文学的趋势猛烈的一击,坚信文言文优于白话文,主张译诗要采用传统文言体诗歌形式。
      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其发表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曾用五言、七言体翻译过不少西方国家的诗歌,将译诗看成“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绝好练习地也”,并提出:“中国之新体白话诗,实效美国之自由诗……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体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吴宓,1921)因此有学者评论这种文言古诗体译法无异于旧瓶装新酒,坚持中国古体诗的格律,只不过所纳内容是新的。新文化派更是强烈反对学衡派,对其态度轻蔑,视其为复古的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总而言之,文言古诗体译诗派采取继承和维护传统诗歌文化的策略,力图支撑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诗学,但与主流趋势背道而驰,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与严重的忽视,因此影响力在当时十分微弱。
      三、总结
      依据上述对于各流派的译诗主张和特点的研究,不难看出,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历经辉煌、争议、完善几个阶段,从国家危难之际求助西方思想、摒弃本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白话自由体译诗派,到继承传统、中西结合的白话新格律体译诗派,还有与其二者并肩而行的反对白话译诗的呼声——文言古诗体译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