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萌芽、发展到走向多元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生态思想的渗透为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沃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它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旨在梳理中西方生态批评文学的发展源流，探讨其产生发展的必要性。生态批评文学是人类走向绿色发展道路的指路明灯，是文学建构绿色经典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文学 绿色
　　一、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发展成为了世界的主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成为了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西方文化中，有《奥德赛》式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也有阿卡迪亚式返璞归真的田园牧歌；有主张帝国式地征服自然，也有感恩式地回归自然。在中国，远古时代漫长的蒙昧时期，人类以图腾等形式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天地人和”、“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也都体现了古人朴素的生态观。尽管关于自然的话题长久不衰，但直到近两个世纪它才真正受到人类的重视，因为人类到了必须考虑未来生存问题的关键时刻了。土地沙化、河流断流、大气污染、森林资源枯竭、珍稀动植物灭绝等现象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频繁发生，大工业生产带来的人类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这也使得生态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许多思想家逐渐认识到人类普遍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人类自身的文化系统。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生态中心思想，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生态意识，推动了群众性生态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生态批评文学就事在这种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1972年，约瑟夫·米克在作品《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了“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了研究。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其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中首先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相关术语，比如“生态诗学”、“环境文学批评”、“绿色文化研究”、“环境伦理学”等，但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使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因为“eco”这一前缀更能体现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积极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资源
　　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植物的流散破坏了新欧洲原有的生态系统，给本土人带来了重大的灾难，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在著作《生态帝国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中指出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除了瓦解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还造成了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本·奥克利的小说《饥饿之路》中描述了非洲的一个小镇，小镇居民原来过着和谐平静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强势入侵打破了这人静谧，道路逐渐变宽，新建的房屋越来越多。可是小镇本土的野草却越来越少，植被遭到破坏，欧洲殖民者大量种植甘蔗，，使森林面积不断缩小，森林的减少导致了降水量的减少，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欧洲殖民者在扩张和迁移的过程中也把传染病原带到了新世界，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毒失去美丽的妹妹》中就描述了18世纪欧洲殖民者带入美洲的天花病使得其妹妹的花容月貌消失殆尽。欧洲殖民者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染给了被殖民者，导致其民族人口数量急剧下滑。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澳大利亚是没有本土生长的兔子的。1859年，一位英格兰公民将24只野兔带入到澳大利亚，却给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由于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他们繁殖迅速，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并且在地下打洞而居，严重破坏了土壤河堤。兔子在澳大利亚的泛滥成灾在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中有真实的体现：“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西方殖民主义时期的生态危机是欧洲殖民者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采取的一系列野蛮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对广大的殖民地人民来说，殖民主义是灾难和祸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其对生态带来的破坏是不可磨灭的。
　　19世纪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受到卢梭“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吟咏和描绘自然的作品。梭罗是浪漫主义时期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之一，他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诗意地生存，反对和批判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实用主义观点。在他的作品《缅因森林》里有这样的描述：“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库柏在《拓荒者》中严厉批判了大规模射杀北美候鸽等灭绝物种的行径，认为这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是文明对荒野的侵扰。德国的诺瓦利斯称工业文明是“与大自然进行一场考虑周密的持久毁灭战。”法国的夏多不里昂也写到：“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英国诗人济慈渴望借由大自然的神力治愈人类心灵的创伤。布莱克认为“所有生命的事物都是神圣的”，在他的眼中，工业时代的到来毁灭了人性的天真，激发了自然的野性。英国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生态寓言，里面说到一位老水手在航行途中射杀了一只信天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悲剧。它批判了人类的骄傲自大和毫无“物道”的残暴，杀死无辜的鸟儿，自己也成了大地母亲的弃儿，这是一种自然伦理的悲剧。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保姆、向导和卫士”，因此，人类应该永远以谦恭崇拜的态度对待自然。
　　到了20世纪，西方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生态伦理学作家就是施韦泽了，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他倡导以人道主义思想对待生命，不要杀生，不要折磨动物，认为生命是自然和道德的统一体。二战过后，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发展，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反映了其以实地旅行的方式接近大自然逐渐建立起的土地伦理。根据其原则，伦理道德的适用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普及和扩大，涵盖了所有生命形式和生存环境所构成的大地，将人类视为大地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尊重水、土壤、动植物等其他生命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实现生态平衡。二战让人类体会到了武器带来的巨大杀伤力，这在生态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技术悲观主义，比如《愤怒的葡萄》阐述了机械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非洲的青山》痛斥了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原生态造成的破坏。马丁·海德格尔的“四重存在”学说主张大地、天空、神、道德等结合在一起，缓解技术与环境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