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外交辞令中诗词典故的翻译研究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本文回顾了诗词典故的传统翻译原则，探讨了中国外交辞令的风格转变与翻译策略，提出了外交辞令中诗词典故的翻译方法，即以传递政治意义为重并忠于原文，适当保留文化意象提高文化自信，使用复合型翻译策略兼顾审美。
　　关键词：外交辞令；诗词翻译；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于薇（1989.06-），女，陕西人，西安欧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黄秦晋（1990.04-），女，陕西人，西安欧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一、引言
　　我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在各种公开场合频繁引经据典，多次引用诗词典故答中外记者问。这不仅提高了外交语言的审美价值，也向世界传递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展示了大国的文化自信。本文通过回顾诗词典故及外交辞令的翻译原则，试图探索外交辞令中诗词典故的翻译策略。
　　二、传统诗词文化翻译策略
　　（一）功能对等理论及其发展
　　1969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尤金·奈达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理论提出之初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后在实踐过程中经不断调整和完善，发展为成体系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达到词汇、句法、篇章及文体的对等。奈达认为“正确的将原语言意义传递出来大过于形式上的对等”。20世纪7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家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它是目的论在翻译领域的实际运用，也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分支学说。目的论的核心是“目的决定手段”，在翻译过程中，决定翻译策略和手段最重要的因素是目的语的受众。与功能对等理论不同，译文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功能对等理论。
　　（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奈达将文化分为“生态学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学者根据文化五大分类将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典故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义空缺”，这类词汇往往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进行翻译。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要选择合适的策略，一般有以下几种策略：省译、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象替换或归化处理，在归化处理的过程中，源语言的文化内涵消失并直接使用目的语词汇进行释义。然而，郑德虎提出中国文化负载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体现，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跨文化交际平等原则，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尽可能异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音译、直译并添加注释的方式增强可读性，努力精准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增强民族自信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三）三美理论
　　尽管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界影响深远，但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指出在中英互译，尤其在古诗文翻译中应该考虑语言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许渊冲先生提出功能对等理论是建立在西方主流语系文字对等达到90%以上的基础上，然而中文和英文的文字对等只有约40%，在诗词典故方面的对等就更少，所以功能对等理论在指导诗词典故翻译时的有效性有待考量。在古诗词翻译领域，许渊冲先生在1979年提出了“三美”理论，即“音美、形美、意美”。在这“三美”中，许渊冲先生认为“一要达意 ，二要传情 ，三要感动”，即先顾及“意美”，而“音美、形美”次之。译者首先应传递诗词内在的意象之美，在准确传意的基础上再考量诗歌的韵律及平仄对仗。“三美”理论来自许渊冲先生多年的诗歌翻译实践和他对翻译作品精雕细琢、推敲打磨的严格要求，对中国古诗词翻译研究影响深远。
　　三、外交辞令的翻译研究
　　（一）新时期外交语言风格的转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之前在外交场合奉行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我国领导人及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在各种外交场合的奉行的“礼貌优先”原则已不能完全有效应对一些西方媒体对我国形象及客观事实的蓄力抹黑及曲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语言风格转变巨大，范武邱和王昱指出我国在外交场合出现更多的“坦率回应和显性评价”，正面回应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领土主权及其他问题的挑衅言行。另外，在外交语言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其中就包括对中国传统诗词歌赋及文化典故的引用。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展示，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文化自信和综合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
　　（二）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
　　外宣场合的翻译大多数都是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情况，在翻译的过程中译员要始终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牛荣亮归纳了外宣翻译的四类特点，他指出外宣翻译具有“政治性与严谨性、时代性与灵活性、以中译外为主且受众为外国人”。2004年，黄友义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译员除了遵循在广义上被普遍接受的“信、达、雅”原则之外，还要从外宣及政治视角考虑，在翻译的过程中正视文化差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努力跨越文化鸿沟。翻译人员在潜心钻研中西方思维及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同时要加强对我国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储备，避免在外宣翻译场合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并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
　　（三）“政治等效”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高度重视，力争彻底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的“挨骂”问题。而政治语言，尤其是政治话语的外宣翻译必须超越简单的转码翻译，在准确传递语义的基础上更要充分考虑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2008年，杨明星从历史、政治和外交的角度上探讨了对“韬光养晦”的误译，并借鉴了“等效翻译”理论，首次提出了“政治等效”的翻译框架。该理论包含“政治性、动态性及平衡性”，并强调了政治性原则在外交翻译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