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翻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的马丽·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后，2006年6月又出版新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书中不仅回顾了西方近30年的翻译研究的各个转向，而且对西方各个翻译理论进行了评价和解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国际译界又一次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关键词】霍恩比 翻译 转向 新范式 新视角 
　　马丽·斯内尔·霍恩比是维也纳大学的翻译教授，从事英语、德语的翻译工作，是欧洲翻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书中不仅罗列了西方近30年的翻译研究的各个转向，各个方向的研究理论，还从独特的视角对这些翻译理论进行了剖析与评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国际译界的影响也颇为巨大。霍恩比2006年6月出版新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范式还是新视角？》（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可以说又一次为世界翻译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给予了新的导向。 
　　一、内容简介 
　　该书是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之后的又一新成果。全书除了序言、导论、参考文献之外，正文部分共有六章。 
　　第一章为“翻译研究：一门新科学的出现”，一共有四节。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翻译理论。第一节“伟大的先驱”。作者主要列举的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理论家。主要有Schleiermacher，Navalis，Goethe，Humboldt，Benjaming以及Rosenzweig。正是他们最先关注到译语环境的重要性、关注到译本的功能和命运并将翻译、语言和文化三个方面关联起来进行考察的。第二节“铺路：从Jakobson到Paepcke”主要列举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翻译研究的先锋。主要有：Jakobson，Levy，Vinay & Darbelnet，Nida，Kade，Reiss，Steiner和 Paepcke。作者对这些翻译界先锋理论的评价有了不少新的亮点。例如之前因译介相对较少而被国际翻译界忽略的德国翻译理论家Otto Kade。霍恩比在书中这样写到“He [Kade]was one of the first scholars to transcend the narrow linguistic limits dominant in the 1960s by introducing concepts from communica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act of translation，particularly as regards non-literary texts.”（p.26） 第三节“语言学的语用转向”；谈到的是七十年代最先提出语用学的转向的理论家。这一语言学领域的转向间接地促进了后来的跨学科翻译研究。第四节是“James Holmes的遗产”。作者着重介绍了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霍恩比认为这篇文章为翻译学科拟定了草图和宣言，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她也指出了霍姆斯“学科乌托邦”的缺点和局限性。以上这些翻译理论的奠基人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走向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二章“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包括五部分。第一节“描写翻译学：再论操纵学派”。第二节“目的论及其功能途径”。第三节“译者的行动模式”。第四节“解构主义或食人途径”。第五节“20世纪80年代的回顾”。这一章主要介绍了80年代使翻译研究从文学和语言学中解放出来的四个西方理论流派。并做了横向对比，予以了深度评价。在第一中，作者先介绍了描写翻译学派，也就是操纵学派。比较了Toury和Lefevere的翻译理论，，及“文化转向”对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意识形态误读的影响。然后在第二节中介绍了目的论和功能学派的研究，及Vermeer和Kussmaul等的理论观点。第三节介绍的是Manttari在《译者行动论》中提出的译者行动理论。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符转换，它是具体社会环境中源文本作者、译者、委托人、译文读者等共同作用下的跨文化交流。该理论更倾向于功能学派的目的论。第四节霍恩比介绍的是Rosemary Arrojo 的解构主义和Campos兄弟提出的食人理论。食人主义对“原文至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反映了解构主义的研究精神。第五节通过对比翻译学派和功能学派的理论，作者发现了二者之间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不同之处。共同点的例子有：对目的和译本功能的重视，以及创出新范式和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独立建设做贡献的共同目标。区别表现在描述性翻译的研究重点为文学翻译，而目的论的研究大多与翻译教学相关。翻译批评在目的论研究中不可缺少，但操纵学派的学者们则强烈反对“传统翻译思维中规范的原文导向的、任何形式的评判”（P.64）。 
　　接下来的三、四章占了本书很大篇幅。第三章“九十年代的交叉学科”主要讲的是90年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本章包括三大节，分别是“超越语言”、“帝国的眼睛”和“读者的位置”。 
　　第一节“超越语言”，首先，作者通过Kaindl提出交叉学科的三个发展阶段（帝国式阶段、借鉴式阶段、互惠式阶段）反驳了“翻译学科不能自成体系”的观点。霍恩比也承认六、七十年代的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语言学理论。但随着80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研究，翻译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脱离了依赖帝国主义式，进入学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但她同时也指出翻译研究现在仍处于第二阶段，仍然在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例如模因概念的引入）。她提倡去研究诸个学科之间的“无人地带”。接着，在“规范、模因、伦理”中，霍恩比分别比较了Toury的规范体系与Nord的规约体系的异同，和Vermeer与Chesterman的模因概念的异同，并指出Chesterman的“责任规范”引起了翻译伦理学的转向。在“非言语交际与翻译研究”中，霍恩比对比分析了东西方的副语言和肢体语言的异同。在“多模式文本翻译”中，作者提倡“整体式翻译”，批评了“符号式翻译”。